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朋友戏说“无产阶级革命”

  来源:科学网   作者:聂广 有3133人浏览 日期:2015-07-30放大字体  缩小字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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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弄清无产阶级革命,首先得知道“历史周期律”与“暴力革命”的局限性,然后才能站在更高的层面探讨问题。

   一、社会变革与暴力革命

    社会变革是指社会阶段里,不同阶级之间通过经济、政治、文化、司法、军事等不同手段的调整而进行的大规模利益分配变化方式。

    社会变革有两种形式,一是暴力革命,是指某些阶级或集团为了进行社会变革所采取的武装行动。如改朝换代,通常是采用军事手段,通过自下而上的方式实现经济利益、政治利益、文化利益等不同利益的分配方式变化。变革前,门阀贵族掌握着巨大的财富、政治等利益,变革后,新的农民(部分、很少一部分)当权阶级剥夺了原有阶级的财富、政治利益,转化为自身利益。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共产党人不屑于隐瞒自己的观点和意图。他们公开宣布:他们的目的只有用暴力推翻全部现存的社会制度才能达到。”列宁在《国家与革命》一书中指出:“资产阶级国家由无产阶级国家(无产阶级专政)代替,不能通过‘自行消亡’,根据一般规律,只能通过暴力革命。”
    一是改革,即改掉“存在明确问题的、不合理的、落后的、严重影响生产力发展的”部分,使之合理完善,具有历史性进步意义。中国历史上的改革如春秋时期管仲改革“相地而衰征”,战国时期的魏国李悝变法、楚国吴起变法,秦国商鞅变法,西汉末年王莽改制,北魏孝文帝改革,后周世宗改革,北宋庆历新政、王安石变法,明朝张居正改革“一条鞭法”,近代的洋务运动戊戌变法,现代建国初期的土地改革运动和社会主义建设新时期的经济体制改革;世界历史上的改革如俄国农奴制改革、日本明治维新、美国废除黑人奴隶制、罗斯福新政、二战后联邦德国政治改革、战后日本的社会改革、苏维埃政府的战时共产主义政策、苏俄新经济政策、社会主义国家的改革(苏联、东欧、中国)等。总之,包括政治社会文化经济宗教组织作出的改良革新,相较于革命是以极端的方式推翻原有政权以达成改变现状的目的,改革是指在现有的政治体制之内实行变革。

   二、历史周期律与被统治者革命

    1945年7月,黄炎培到延安考察,谈到“其兴也浡焉,其亡也忽焉”,称历朝历代都没有能跳出兴亡周期律。毛泽东表示:“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律。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事后黄炎培写下了自己的感想:“我想:这话是对的。只有大政方针决之于公众,个人功业欲才不会发生。只有把每一地方的事,公之于每一地方的人,才能使地地得人,人人得事,用民主来打破这个周期律,怕是有效的。”

    所谓“周期律”,就是“以暴易暴”的历史循环。此前的中国社会一直是小农经济形式,农民始终是最大的生产力,当然也是能量最大的革命动力。而在“周期律”社会里,统治者与被统治者构成最大的矛盾,当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有理想的革命者发现由被统治阶级转化为统治阶级的时机已经成熟,就会操纵农民起义夺取政权以改朝换代。因此,周期律的表现形式是改朝换代(统治者更替),内容是农民革命“以暴易暴”,内在动力是权力和财富大规模地重新分配。

   下面的问题是:导致“周期律”发生的原因,是不是在于“统治”这一带有“暴力性”的政治制度上?难道国家的政治形式只能是不平等的“暴力统治”?或许打断或避免“周期律”的根本办法就在于国家的政治形式突破“暴力统治”和不平等的压迫上。其实,答案早已存在,过河的桥早已搭好。那就是社会各阶级能够经常地、平等地坐下来通过协商、讨论和改变利益分配格局,不断地减少和消灭“统治”与“被统治”、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因为“以暴易暴”改变的只是“统治者”的角色而不是“统治”的性质。

    三、工业革命的成功与无产阶级革命的失败

   我一直有种疑问,为什么马克思主义学说来源于工业革命成功后的生产力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的考察,不能成功地指导那些国家的革命,却成功地指导那些生产力并不发达的落后国家的革命?一般而言,生产力落后国家的无产阶级力量相对比较薄弱,他们的无产阶级革命能够成功,这一革命的主体是无产阶级吗

    无产阶级是由于工业革命而产生的。这一革命在18世纪下半叶发生于英国,后来相继发生于世界各文明国家。那时候,英国人口不断增加,由于英国农业革命圈地运动,以致农业劳动力过剩,不得不寻求新的就业机会,再加上人们的消费需求亦日渐增加,为批量化生产的商品提供了销路。工业革命是以机器取代人力,以大规模工厂化生产取代个体工场手工生产的一场生产与科技革命。由于机器的发明及运用成为了这个时代的标志,因此历史学家称这个时代为“机器时代”。1769年英国人瓦特改良蒸汽机之后,由一系列技术革命引起了从手工劳动向动力机器生产转变的重大飞跃。随后自英格兰扩散到整个欧洲大陆,19世纪传播到北美地区(一般认为,蒸汽机是促成工业革命技术加速发展的四项主要因素)。工业革命的后果,产生了两个新阶级。一个是大资本家阶级,他们在所有文明国家里现在已经几乎独占了一切生活资料和生产这些生活资料所必须的原料和工具(机器、工厂),二是无产阶级,即完全没有财产的阶级,为了换得维持生存所必须的生活资料,不得不把自己的劳动出卖给资产者。

朋友戏说“无产阶级革命”

     实际上,工业革命与文艺复兴和资产阶级革命存在着内在联系。文艺复兴主张个性解放,一方面催生了近代自然科学,成为工业革命对动力;另一方面,其人文主义精神又是资产阶级革命的指导思想。欧洲政治思想领域出现的启蒙运动,为资本主义社会提供了一套政治构想例如,1789年7月9日,根据穆尼埃的建议,法国制宪会议着手起草《人权宣言》,8月26日通过。宣言以美国《独立宣言》为范本,宣布“人生来而且始终是自由的,在权利上是平等的”,“这些权利就是自由、财产、安全和反抗压迫”,“所有公民都有权亲自或经过代表参与制订法律”,“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财产是神圣不可侵犯的权利”。并宣布代议制和三权分立。因此,所谓资产阶级革命,是由资产阶级领导的以手工业者、城市贫民和农民为主力的反对封建社会制度的革命,英国、法国和美国为其不同时期的代表。资产阶级革命成功为资本主义发展和工业革命奠定了政治基础,因为当时落后的生产技术已经不能满足资本主义发展的需要。

 成功的工业革命极大地推动了人类社会的发展和科技进步,但是无产阶级革命导师却“独具慧眼”,他们看到了工业革命的阶级产物——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而且坚定地认为二者利益尖锐对立,不可调和,势必导致无产阶级革命。“工业革命”这个术语是恩格斯引入科学的。恩格斯的著作《英国工人阶级状况》(1845)以及马克思主义创始人较晚的著作中,提示了工业革命的内容,是资本主义由手工工场阶段过渡到更高阶段──工业资本主义阶段时世界各国所发生的现象。这些变化所涉及的不仅是生产力,也引起了社会结构的各种变化。工厂代替手工工场,决定了社会各阶级对比关系中最重要的变动。列宁曾写道:“从手工工场向工厂过渡,标志着技术的根本变革,这一变革推翻了几百年积累起来的工匠手艺,随着这个技术变革而来的必然是:社会生产关系的最剧烈的破坏,参加生产者的各种集团之间的彻底分裂,与传统的完全决裂,资本主义一切黑暗面的加剧和扩大,以及资本主义的使劳动大量社会化”。

 恩格斯在《致大不列颠工人阶级》中把自己撰写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一书推荐给他们,“我想把你们的状况、你们的苦难和斗争、你们的希望和要求的真实情况描绘给我的德国同胞们。我曾经在你们当中生活过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对你们的状况有足够的了解。我非常认真地研究过你们的状况,研究过我所能弄到的各种官方的和非官方的文件,......我愿意在你们的住宅中看到你们,观察你们的日常生活,同你们谈谈你们的状况和你们的疾苦,亲眼看看你们为反抗你们的压迫者的社会的和政治的统治而进行的斗争。......我抛弃了社交活动和宴会,抛弃了资产阶级的葡萄牙红葡萄酒和香槟酒,把自己的空闲时间几乎都用来和普通的工人交往;对此我感到高兴和骄傲。高兴的是这样一来我在获得实际生活知识的过程中有成效地度过了许多时间,否则这些时间也只是在客厅里的闲谈和讨厌的礼节中消磨掉;骄傲的是这样一来我就有机会为这个受压迫受诽谤的阶级做一件应该做的事情,这些人尽管有种种缺点并且处于重重不利的地位,但仍然引起每个人的尊敬,也许只有英国的锱铢必较的商人才是例外;还值得骄傲的是这样一来我就能保护英国人民,使他们不致日益受人鄙视。而来自欧洲大陆的这种鄙视,正是你们国家的当权的资产阶级极端自私自利的政策和全部行为的必然后果。
  “同时我也有很多的机会来观察你们的敌人——资产阶级,而且很快就确信,你们不希望从资产阶级那里得到任何援助是正确的,是完全正确的。他们的利益和你们的利益是完全对立的,虽然他们经常在企图证明与此相反的说法,企图使你们相信他们衷心地同情你们的命运。他们所做的驳倒了他们所说的。我希望我收集到的材料用来证明下面这件事是绰绰有余的:资产阶级,不管他们口头上怎么说,实际上只有一个目的,那就是当你们的劳动的产品能卖出去的时候就靠你们的劳动发财,而一到这种间接的人肉买卖无利可图的时候,就让你们饿死。他们庄严地宣布过对你们的好意,但是他们做了些什么事情来从实际上加以证明呢?对你们的诉苦他们曾认真地注意过吗?除了负担派来调查你们的状况的五六个委员会的经费,他们还为你们做了些什么呢?而这些委员会的大本大本的报告都永远放在内务部的档案架上的废纸堆里。他们是否打算过从这些日渐腐烂“蓝皮书”中哪怕编写出一本易读的书,使每一个人都能毫不困难地了解到绝大部分“生而自由的不列颠人”的状况呢?没有,他们当然不这样做;所有这些都是他们不喜欢谈论的事情。他们宁可让一个外国人来把你们所处的屈辱的状况报道给文明世界。”

    而且,他在《共产主义在德国的迅速进展》里信心十足地描述了德国工人阶级革命的星星之火已经点燃。遗憾的是,如今过去了近170年,这两个国家的无产阶级革命仍未取得成功。不仅如此,全球的共产主义运动似乎也在上世纪蓬勃发展以来,实践检验的严酷事实面前遭遇了巨大的挑战,“社会主义阵营”几乎全面崩溃。问题出在哪里?

    个人认为,古今中外暴力革命的主力从来都是下层阶级,都是下层阶级之间的血肉搏斗。即使是资产阶级革命,也是由资产阶级策划的通过下层阶级作为革命主力直接参与的革命。因此所谓无产阶级革命也只不过是革命导师与资产阶级争夺下层阶级的说法,革命导师争夺的是无产阶级的破坏力,而资产阶级争夺的是无产阶级的生产力。工业革命胜利后,革命导师对革命形势有所误判,他们高估和夸张了资产阶级的贪婪性,而低估了资产阶级的开明性;高估和夸张了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对立性,而低估了两个阶级的依存性。作为工业革命产物的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他们是生产力不可分割两个要素,只有相互妥协、合作才能共同享受工业革命的成果,并推动工业革命不断地向前发展,否则是两败俱伤。

    四、革命之“舟”驶入农民运动之“水”

    古云“水能载舟,亦能覆舟”。过去说,中国革命找到了马克思主义,实际上正确的应该是马克思主义找到了中国的农民运动,是农民运动的“水”载上了革命家之“舟”。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后,以苏俄为榜样,把城市工人运动作为党的工作重心,其努力的结果便有了第一次工人运动高潮的兴起。工人阶级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举行了罢工100多次,参加人数在30万以上。其中较为著名的罢工有香港海员大罢工(1922年1月12日)、安源路况大罢工(1922年9月14日)“二七”大罢工(1923年2月1日),陇海铁路大罢工(1921年11月)。但是,毛泽东敏锐地感觉到工人阶级还不够壮大,农民才是中国当时的主要社会力量,从安源工人运动转而从事农民运动。从“农民运动讲习所”到《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再到秋收起义,由“工人运动”过渡到“工农武装割据”,从“城市为中心”转变为农村包围城市”,从“打土豪、分田地”到“土地革命战争”,总结了一整套中国农民革命的理论。正如1938年10月,毛泽东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的政治报告《论新阶段》中指出:“离开中国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因此,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使之在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待解决的问题。”

    的确,毛泽东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倡导者和践行者。在毛泽东那里,他早就看出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理论与中国的农民起义相结合,是夺取政权、取得胜利的唯一可靠途径。但是,中国农民的“发家致富”和“老婆孩子热炕头”意识,往往阻碍他们成为彻底地革命者,于是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成为“及时雨”、“雪中炭”,通过“仇恨教育”以激发其斗争性成为必不可少的工作。因此,作为农民领袖的毛泽东也逐渐锻炼成货真价实的理论家,从而高瞻远瞩地成长为无产阶级革命导师。

   革命之“舟”如何驶入农民运动之“水”?可能与毛泽东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密切相关。1927年1月4日清晨,在国民党湖南省党部监察委员戴述人和湖南省农民协会副委员长韩伟的陪同下,身穿蓝布长衫的毛泽东从长沙坐船,开始了考察行程。他当天到达湘潭县城,晚上在湘潭县农协所在地塔公祠召开中共湘潭地委、国民党县党部、县农协等组织的负责人会议,是此次考察的开始。至2月5日,毛泽东以国民党中央党部执行委员身份深入湖南农村,历时32天行程1400余里,实地考察了湘潭、湘乡、衡山、醴陵、长沙5县农民运动。回答了“糟得很”还是“好得很”的问题,得出了“革命不是请客吃饭”、“没有贫农便没有革命等理论。这是毛泽东乃至中国革命的转折点,此后对秋收起义和井冈山武装割据奠定了“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农村包围城市”的战略转移。 

   农民一直是中国社会的底层,从统计角度看,这个阶层并无能力产生自己真正的领袖而多数是读书人或下层官吏,甚至是大地主阶级充当领袖中国古代农民起义的根本原因还是在于四个字——官逼民反。中性地来说,这是专制朝廷和民间社会矛盾的反映,而不是所谓的农民阶级反对地主阶级的斗争。   

    五、毛泽东和邓小平两次解放农民

    此前,农民阶级一直是中国社会的生力军,因为中国社会始终是小农经济。可以说,谁能够解放农民并释放农民的力量,谁就能获得成功

   毫无疑问,在夺取政权时期,毛泽东最懂得农民。那时候,国民党为了战胜北洋政府及其军阀,也确立了“联俄联共辅助工农”的政治策略,由于农民运动对北伐战争的支持,农民协会才从秘密进入公开状态,农民运动得到迅猛发展。1926年9月到1927年3月,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派出400名特派员,分赴各县开展农运工作,农会会员猛增到200万人,参加革命斗争的农民达1000万以上。1927年4月10日,国民党湖南省党部发表《告全省农民书》,号召农民在打倒土豪劣绅地主的同时,还要打倒其赖以生存的封建制度;在减租减息的同时,还要解决土地问题;农民应取得乡村政权,组织农民自卫军,以镇压土豪劣绅及一切反动派。5月13日,国民党湖南省党部召开县市特区党部代表联席会议,讨论农民土地问题。但是,国民党最终不能与“农民革命”并行而前,他们需要的是农民的生产力而不是破坏力。毛泽东正是在这种背景下介入农民运动的,“打土豪分田地”是农民革命的能够产生巨大动力的思想武器,因为农民问题核心就是土地问题。当红区的这一改革得到制度保障的时候,其示范作用是巨大的。从某种角度看,正因为毛泽东充分地理解农民,从而释放了农民的巨大能量,使之成为战争的主要支撑(有人说,淮海战役的胜利是人民群众用小推车推出来的,其实不仅如此)。

    没有想到的是,邓小平在三十年以后第二次解放农民,充分释放了他们“发家致富”的向往和追求。对比两次的农民解放,前者是动员其战争力,必须有相应的革命理论激发其奉献精神和牺牲精神,因此毛泽东得以成长为革命的理论家和导师。邓小平是动员其生产力,只要解除枷锁其能量就能够喷涌而出,他只要具备慧眼和一定的权力即可,因此他始终是一个实用主义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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