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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黄卧云的博文:引领人们前行的唯有思想

放大字体  缩小字体 发布日期:2015-07-27  来源:科学网  浏览次数:532377
商业评论讯:上班的路上,与妻提起了黄卧云的博文“谁能引领中国的未来”,它的精彩之处在于把当前社会主要的博弈方归纳为三方面:贪腐集团、

    上班的路上,与妻提起了黄卧云的博文谁能引领中国的未来”,它的精彩之处在于把当前社会主要的博弈方归纳为三方面:贪腐集团、反腐力量与宪政民主派。值得玩味的是他的分析:“贪腐集团无疑是体制内一个非常有实力的博弈方”;反腐力量(与腐败的反腐力量有所区别)是体制内各个利益派系的联合势力,在处理周永康事件上已经显示出了极大的和具有决定意义的分量;宪政民主派不掌握任何实权,一直都是被体制力量防范、压制、打击的对象,既不是一个利益派别,更不是一个组织派别,而仅仅是还限于思想和舆论领域。但是,贪腐集团不管实力有多大,因为腐朽的价值观决定他们没有未来;反腐力量要获得引领国家未来的能力,必须顺应时代潮流而“特色”缺乏主流意识,只是一种实用性选择;真正能够引领中国未来的是宪政民主派,换一句话说即“引领人们前行的唯有思想”。

    这看起来有点玄,但事实上就是这样。腐败力量之所以颇有势力,也并非不是思想在引领,只不过那是实用主义的“唯利是图”,是丧失道德底线的贪婪,与人类的“理想主义”格格不入;反腐力量如果仅仅维护“打江山坐江山”的旧思维、旧意识,历史周期律的“始皇难题”照样无解。而且,多种派别组合的联合力量最终会因为思想境界、利益诉求不同而分离崩析。

    思想是黑暗中的火炬,混沌中的智慧,照亮的人心越多越能显示其力量与气势。想当年,“打土豪分田地”的口号,说出了亿万农民的心声,“人民当家做主”鼓舞了多少仁人志士的斗志。一旦大权在握,就又循“打江山坐江山”的老路,必然会“冷了弟兄们的心”。我想,只有兑现“人民当家做主”的那句老话,中国才会前行。

   记得刘亚洲有一个讲话,叫做“国力的竞争就是思想资源的竞争”,那么“未来的竞争呢?

 

附黄卧云:党国分开的自我救赎

 

    谈论改革已成为我写作时政文章的一种尴尬,明知改革是一个显得空洞、缺少现实感的对象,但又不时要面对改革的话题。今天,似乎只有耸人听闻的政治八卦和漫天飞舞的传言才能刺激人们的交感神经。民众对政治改革失的望,使他们渴望出乎意料的突变。把未来的希望寄托于不可预知、不可掌握的偶然性,毕竟实属无奈。在当前的政治形势下,改革虽已很难可为,却还时有意淫改革的冲动。经过深思熟虑的政改思路或许仍有其价值,可以预见后果的变革总要强于不可预见后果的突变,就像汉密尔顿在美国革命中呼吁人民认真对待他们的联邦宪法时所说,人类社会是否真正能通过深思熟虑和自由选择来建立一个良好政府,还是他们永远注定要靠机遇和强力来决定他们的政治组织,现在就到了美国人民用自己的行为来解决的关键时刻了。

周永康案在经过长达一年或更长时间的半公开、半隐秘状态后,官方终于正式宣布对他立案审查,尽管以前有关他的事实真相已逐步显露,还是引起了巨大轰动,引起人们进行各种政治猜测,它是反腐进入下一个高潮的开端,还是由此而转入制度建设?

中共十八大组成的新班子上台执政已经快要两年了,显现出了某些鲜明的治理风格,反腐和集权的力度是30年来前所未有的,新领导人与其前任以及前任的前任形成了鲜明对比。但到目前为止,这些不同还只是在做事风格的层面上,在治理理念和制度层面上,则与前任没有表现出不同。新班子的各种政治动作,无论是反腐败,从严治党,公车改革,中央巡视制度,还是即将在十八大四中全会上要讨论的依法治国,中国人都耳熟能详。 

 江泽民和胡锦涛时期都把反腐提到事关党的生死存亡的高度,年年都有腐败分子落马,只是习近平领导的新班子反腐决心更大,动作更大,更多的和级别更高的党的高级官员倒下,包括周永康这样离任的政治局常委,徐才厚这样的中央军委副主席,他们都是江泽期被提拔起来的重臣,在胡锦涛时期位居权力金字塔最顶层,对外,他们堂而皇之地代表国家。新班子利用中央巡视制度对地方官员施加了更大的压力,使这一制度自建立起的10余年来更加充分地发挥了作用。持续地反腐高压态势对官员的确形成了很大震慑,新领导人的强势领导风格也因此确立起来。但同时,党内腐败的严重程度也昭然于世,仅仅是周永康案显示出来的权力网络覆盖之广、涉案人员之多、内幕之黑、个人生活之腐化就令人惊愕不已。贪官们把党当成自己无限制地牟取私利的工具。世界上再没有第二个政党从上至下被如此深重的腐败所蚕食,这是执政党的不幸和悲哀,还是习近平的机遇?

 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由于获得了“红二代”的集体支持而行事大胆,敢于亮剑。他们在军队高层的力量优势十分明显,刘少奇之子刘源等多位“红二代”军中上将握有实权,在反腐上达成共识。强势反腐可能出于多种动机和目的,其中之一就是净党行动,通过清理门户把更多的腐败分子从党的队伍中清理出去。为了配合反腐,中共中央在6月份出台了《中国共产党发展党员工作细则》,提出要慎重发展和均衡发展党员,旨在解决8500多万党员良莠不齐的问题,优化党的队伍结构。这样,新班子的反腐就有别于前两届班子以抓大案、要案来“彰显中央反腐决心”的反腐路径,并有着更加深远的谋虑。习近平护党的决心在他出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第一次离京考察就表露出来了,他在深圳的内部讲话中对苏共亡党之际党内竟无一个挺身相救的男人表示了不解和不满。从强力反腐到发动意识形态的宣传战,都是为了巩固党的执政地位,通过反腐使党员干部“永葆革命青春”,重新树立民众对党的信任和信心,通过强化党的意识形态和否定西方价值观,增强党对民心的控制力。

 作为党的领袖,不能说把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当作目标有任何不当之处。政党的最终目标就是为了获取执政权。但是对一个政党来说,不能不说还有比执政目标更为重要的东西,就是党自身的形象,政党必须摆脱卑劣自私的宗派利益,建立在某些社会认同的原则上以促进国家利益为指针,公开地和坦荡地争取权力。党的良好形象和社会声誉是政党的生命,只有有了生命的政党才可有能和有资格去追求执政的目标。因此,政党必须建立一套有效地内部规则,抑制成员的野心和私欲,使之服从于党的原则。健康的政党是政治体制健康运转的重要条件。

 反腐对于中共肌体的健康是必要的,但远不是充分的。它能够对某些局部的腐烂肌体进行定点清除,对特别突出的脓包进行手术处理,但它却无法清理整体的腐烂。手段和目的有明确的关联。所有人都明白,反腐并非根除腐败的措施,只要引发腐败之因还完好无损,腐败之果就将一直存在。即使在发展党员上加倍慎重、严格把关,把明显不合格地党员清理出去,仍然不能让党的队伍更加纯洁,仍然不能保证党的肌体更加健康。把腐败归因于不合格的党员,而不是不合理的制度,正好倒置了因果关系

 虽然中央对外透露反腐不设名额,但具有明显的阶段性特征的反腐高压态势不可能无限期的延续下去。人力、精力、物力有限,国家治理还有很多紧迫的事情需要应对,此其一;贪官抓不完,此其二;与特定的领导人相联系的雷霆反腐受到10年任期的限制,此其三。反腐不能代替改革,对于一种严肃的政治理想和长久之计,制度建设是一个不能回避的问题。就反腐而言,10年任期已经够长,但就制度改革而言,10年时光相当紧迫。在一定意义上,每一次反腐都是部分地清除了党内害群之马,但另一方面,每一次反腐对于党的整体的纯洁作用又十分微弱,几乎可以忽略不计。关于新一轮反腐的目的和意义,一个广为人知的民间版本的说法是,反腐为改革扫除路障,打掉一批老虎对既得利益集团形成震慑从而减少改革阻力。这不无道理,但仅仅是表达了部分人民间人士一厢情愿的期待和臆想。它没有事实作依据,也没有得到权威的认可。王岐山“当前治标为主,为治本赢得时间”的反腐表述或许可以作为它的权威依据,但两者之间没有太强的相关性。“标本兼治、预防为主”很多年来就是官方宣示反腐方向的标准用语,王岐山表述的新意在于接近实际,摆脱了套话,显得可信。但他在党内扮演的是打虎办主任一角,从党内分工上来说,政治改革的信号不会由他发出。

 一些热切渴望改革的人们早就根据蒋经国的身材为习近平量身定做了一套改革服装,在他们眼里,习总的一举一动都在预示向蒋经国所选择的方向靠拢。蒋经国是对垄断执政的完全放弃,为台湾政改和民主转型铺平了道路。与其说蒋经国是一个伟大的改革者,不如说他是一个伟大的独裁者,他放弃得那么彻底,果断,却又那么平稳。不要说习近平和蒋经国有着完全迥异的生活道路和政治理想,而民主转型也不只有蒋经国所走的一条路。身为而红色领导人的后代,他表现出了强烈的继承父辈事业的志向和雄心,苏共覆亡丧权,殷鉴不远,他决心要避免苏联共产党的命运,决心要在自己手里使中国共产党变得更加纯洁,执政地位更加牢固。

 在共产党政权的系谱中,党的总书记同时也是国家元首,在名义上和实际上都拥有国家最高权力,他不仅对自己的党是第一责任人,对国家更是第一负责人,不仅要服务于自己的党派,更要服务于自己的国家。但是,政党是为国家服务的,因此,他对国家的责任重于对本党的责任,更准确地说,他通过履行国家职责来对履行对本党的职责,而不是相反,这就使政党领袖完全不同于宗派首领

政党体制是现代治理制度的基本形式,而党国分开则是现代治理制度的基石,既利党,又利国。经验证明,它能最好地把党的利益和国家利益统一起来。离开了党国分开的前提,反腐和预防腐败无从纳入有效的制度框架中,依法治国更不可能实现。邓小平时期提得十分响亮的“党政分开”绝无可能,因为为政正是执政党的职责所在,党不理政就不是执政党了。党政分开的假问题掩盖了党国分开的真问题。

现代政党自它在美国诞生起就与国家有非常明确的界线,政党只不过是国家的 CEO,暂时负责国家的管理工作,也根本不存在亡党的问题,政党虽然也会消亡,但不会成为“问题”,更不会成为重大问题,消亡是一种无声无息地更新,就像生命体的细胞时时更新一样。亡党成为一个党派难以承受的痛苦,甚至有引发社会动荡之虞,这只会发生在列宁主义政党中。在党国体制中,党对国家资源的直接控制和任意支配是腐败生生不息的唯一根源,亡党将使党内一批人的巨大利益因此而丧失,所以对一部分人而言,亡党才会成为生死攸关的重大问题。

在一个正常社会,政党、国家、社会、个人各自的权利不会发生混淆。政党的属于政党,国家的属于国家,社会的属于社会,个人的属于个人。政党从事国家的日常管理,国会代表国家是国家财权的守护者,个人是财富的创造者,享有几近绝对的自由权、财产权和其他广泛的权利,社会作为个人的集合体对政党和国家权力进行监督。媒体是社会监督的重要工具,它属于社会,既不属于国家,更不属于党派。党国分开最根本的也是最基本的含义是财权分开,国库和党库分开。党的活动经费只能来源于党员上缴的党费和社会的政治献金。党国之间财产权分离是保持党的纯洁性和防止党员腐败最为重要的制度,不掌握财权的执政党才能真正做到全心全意为国家和人民服务。一旦入党不再是有利可图的事,大量的套利者、投机者、贪婪者、乃至性亢奋者就不会被吸引到党内。反腐的意义不可低估,既不像急于要看到制度改革和对现实失望的人们所认为的那样无足轻重,也不像一味歌功颂德的应声虫所认为的是不世伟业。反腐对于实现报应的正义是必须的,但就保持党的纯洁性这一目的来说,反腐只能起到扬汤止沸的作用,党国分开才能釜底抽薪。就达到依法治国的目的来说,反腐既不是必要条件更不是充分条件。在这里我们需要将依法治国转换为与国际接轨的表述——法治制度,其核心就是由国会制订并监督行政机构执行的财政预算制度。

党国体制不是新发明,党即国家不过是“朕即国家”的改写本。党国体制的最大受害者当然是国家和人民。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该体制的始作俑者列宁和他领导的布尔什维克为了退出战争,保住新生的苏维埃政权,同德国签订布特斯特和约,出让大片国土以换取“和平”。这被普京斥之为卖国行径。他不无愤然地说:“我国输给了这场战争的失败方,这是人类历史上绝无仅有的。”

列宁模式的执政党无不存在严重的腐败现象。国内某些为腐败辩护的文人学者夸大腐败是全球性的普遍现象,故意混淆法治国家中个别腐败现象和一党统治国家中普遍腐败的本质不同。在党国体制下,执政党的腐败是造成党与民众尖锐对立的主要原因之一。长期的利益对立导致了20世纪末苏东共产党政权的纷纷垮台,也就是亡党。在中共内部,一些人从不敢承认是人民抛弃了苏联共产党这一对他们来说过于残忍、不愿面对的真相,出于宣传的需要,只有一口认定是戈尔巴乔夫出卖了搞垮了苏联共产党,但他们就是避而不谈又是谁出卖了罗马尼亚共产党、波兰共产党、南斯拉夫共产党,因为无论怎样牵强附会,也不能说齐奥塞斯库——一个坚定共产党人和体制捍卫者,出卖了他领导的罗马尼亚共产党。

变本加厉、大有失控之势的腐败,表明党内没有一套行之有效的制度约束其成员,尤其是约束党的官员。党内如果缺少建立在政治原则之上的制度的约束,党派就只能是一个以分利、揽权为目的的宗派组织,并在党内形成各种利益派别,任人唯亲,朋党为奸。它们的冲突和不和轻则意气相争,互相抨击和拆台,重则结成阴谋集团,进行血腥斗争。中国王朝反复出现的党争以晚明最烈,持续最长,对王朝危害最大。天启年间东林党人与魏忠贤一派之间的残酷争斗,使朝廷变成阴谋和腐败的渊薮,政治变成对政敌的刑讯、逮捕和清洗的角力。崇祯皇帝继承大统后决心改革政治,结束党争,并拿魏忠贤集团开刀祭旗,魏氏畏罪自杀,其党羽纷纷入狱,但新皇帝不但无力扭转局面,自己的政府也陷入了党争的重围,极大地影响了为应对农民起义军和清军崛起进行组织和部署力量的努力。即使北京陷落后在南京建立起来的南明小朝廷同样深陷党争,且愈演愈烈,不能自拔。大敌当前,大臣倾轧,将帅不和,加速了它的灭亡。中共在建国前由于是一个军事力量占主导地位的党派,内部斗争具有军事性质的残酷性,建国后它又复制了苏联的党国体制,其在历史上形成的山头、派别带入新的权力冲突中,在高岗一案中,刘少奇的“白区党”在政权体系中形成的优势同“红区党”的矛盾已隐然可见。党内老的派系随着老人的生命一起消逝了,而新的派系在权力更替中又浮现出来,“红二代”、上海帮、团派呈现三足鼎立之势,它们都有自己的核心和骨干成员。与此同时,还存在许多以官员个人为核心的大小利益联盟和集团,大的如周永康集团,徐才厚集团,小的如围绕市委书记或县委书记周围的众多食利者。

党内先行民主,以党内民主推动社会民主,曾经是颇有市场的政改主张,随着新领导人雷厉风行的集权,它也就悄然消失了,“以专制结束专制”的论调开始流行。“党内民主”论提出的初衷,大概是认为小范围内的民主可控性好,执政党不至于在民主过程中失去对事态的掌控。鉴于古罗马和英国历史,也许还认为党内矛盾和利益博弈可以促进民主在党内出现。不错,英国贵族和国王的不和导致宪政的产生,马基雅维利也提出过相似的结论:“贵族和平民的争执是维持罗马自由的首要原因。”但相反的事例更多,中国历史上反复出现的党争没有带来任何一点民主因素。

在成功转型的国家,不是党内民主推动社会民主,而是社会民主推动党内民主。台湾社会的民主直接促使中国国民党自身的民主,因为民主大气候一旦形成,政党依据合符民主原则的新规则运作自身就顺理成章,否则它就不能生存。越共的党内民主似乎一直在推进,又似乎一直没有成效,党内腐败没有得到遏制,公民的自由和权利没有得到扩展。

改革者必须站在理想与现实之间,过于理想化可能使改革的计划太过超前,增大了实施的风险,而完全屈从现实就没有改革的发生。党国分开不是蒋经国式的全部放弃,而是对部分权力的放弃,是放弃它原本就不属于自己的权力,但它的意义和所蕴含的理想主义,完全可以同历史上任何伟大的政治改革相媲美。

 

附黄卧云:党国体制探源

 

  人们通常认为党国体制是“以俄为师”的结果,按照这种解释,该体制就完全是外来之物,外在于中国的历史和环境。不可想象的是,一种外来的政治制度,尤其是一种并不具有普世价值的政治制度,能够如此适应中国土壤,而且扎根得如此之牢。我们还必须从中国自身的历史中去寻找和发现党国体制的渊源。

  中国自清朝覆亡后王朝世袭制度结束了,中国政治步入政党政治阶段,但西方式的政党政治在1912年和1913年的中国只作了短暂的停留,尔后,完全迥异于西方政党的形态、适宜于中国土壤条件的政党,即军事化政党诞生了,并且由它最终决定了中国近现代的面貌,家天下体制也由此演变为党天下体制。

  探讨党国体制的起源重要的是探讨中国政党的产生。中国政党脱胎于会党,这应成为理解中国政党的基本事实,两者不但产生于相同的社会基础,共享同一文化传统,而且中国政党的先驱组织兴中会、华兴会、光复会以及同盟会,都是以秘密结社的会党形式出现的,被称为新会党。民间的秘密社会如天地会、哥老会、小刀会等会党组织,在清朝数百年间,尤其是乾隆之后,一直极为活跃,其活动遍布于中国南部、西南部和广阔的长江中下游地区。它在重大历史事件中发挥的重大作用,极大地扩散了自己的影响。太平天国时期,会党风起云涌;辛亥革命中,会党举足轻重,它为革命者提供了现成的武装力量,不但是发动起义的重要依靠,并且在颠覆清朝的最后决战时刻大显身手,四川保路运动、武昌首义、湖南和陕西光复,会党的作用和地位都至关重要。而后在共产党领导的农工运动和武装割剧中,会党再一次起到了开路先锋作用。

  会党在中国近代极深地介入重大政治事件,这是一个重要的政治现象,它对中国政治产生的重大影响是,使中国政党脱离了正常的发展轨道,当政党成为国家权力的组织者时,国家的政治制度就刻上了它的特色和意志。

  结社是一种世界现象,人们对结社的需要,不但反映了存在于人类内心中的一种普遍的情感需要,也是社会交往中追求共同利益的需要,但以兄弟结拜的形式结会树党,则是中国的一个独特现象,是中国家族主义文化的产物。刘、关、张桃源结义,梁山泊的水浒英雄,通过兄弟结拜成为生死与共、一起打江山的核心集团,被传为历史佳话,到了清代,异姓结拜则变得异常活跃。

  家族观念支配下的结会树党,使陌生人或非家庭成员通过结拜,创造一种新的家庭关系,也就是创造彼此间的信任关系。

  中国传统中的家族主义貌似于西方的集体主义,但它不但不同于西方的个人主义,也区别于集体主义。一方面它没有个人主义对自由的诉求,另一方面它又没有集体主义对普遍利益的关注。它关注的核心利益是自我利益。美国学者福山指出,中国人对家庭的依赖,根源在于封建帝王统治下的那种任意的、剥削性的制度,因为只有法治才能在陌生人之间创造信任的基础。在没有法治的环境中,只有在家族成员之间才能建立起充分的信任和合作关系。

  会党成员中,相当一部分是流动人口,诸如肩挑负贩、纤夫水手,以及看相算命者,居于社会的最底层。乾隆以后,东南沿海一带商品经济的发展和水路贩运贸易的发达,人口流动显著增加。但这种流动性并没有带来财富的扩张,而是把更多的人驱赶到社会的边缘,被迫背井离乡寻找生计,他们加入会党以求相互保护。

  结拜仪式宣告一个成员进入了“家庭”,因此对入会仪式对会党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歃血盟誓是最具意义的一个重要环节。新入会的成员用针刺破手指,或者杀鸡取血,将血滴入酒中,共饮血酒,同时宣读誓词,如天地会的一份盟书的誓词是这样的:“今夜歃血拜盟,结为同胞兄弟,永无二心……如有泄漏根机,含血喷天,全家灭亡。自今既盟后,前有私仇挟恨,尽泄于江海之中,更加和好。有善相劝,有过相规,缓急相济,患难相扶。”

  滴血饮酒则对创造家庭关系具有强烈的象征意义,它同时也给当事者制造强烈的心理感受,他们所形成的利益共同体具有血缘般的特性,牢不可破。当然,这一仪式并不是牢靠的“家庭”纽带,为了进一步强化它的内聚力,每个入会者不但要宣誓效忠组织,遵守誓言,并必须严格遵守秘密会党的制度。它的帮规规定,一旦拜把之后就“不许擅散”,每个人必须始终保持对组织忠诚。帮规规定,入帮之人如果要否认自己是帮中弟子,是犯了欺师灭祖之罪,必须严厉处治,情节严重的用火烧死,轻则责打。

  三合会的誓词里规定了成员之间的十分广泛的相互帮助的义务。凡入会之后,“尔父母即是我父母,尔兄弟姊妹即是我兄弟姊妹”,就承担了彼此帮助的责任,这些责任包括资助穷兄弟料理父母的后事,向外来的自家兄弟提供食宿方便,妥善保管兄弟托付照顾的财物,兄弟被人打骂时上去帮忙,如被官兵捉去,其他众兄弟要替他照看家庭老小等等,如有规避义务者,要被追究相应的惩罚,鞭笞,割下耳朵,直至被处死。

  对忠诚的绝对要求,是会党追求物质利益和其秘密的性质决定的。一部分成员的不稳定,其他成员的生计和利益就会受到威胁,退出江湖的会员既可能由于告密而出卖兄弟们,也可能由于破坏了组织的稳定性而影响了整体利益。

  与法律制度创造的陌生人之间的信任和合作相比,歃血结盟创造的信任看上去有更加牢靠的纽带,前者建立的信任与合作并不影响各自的自由行动,后者建立的信任与合作却使双方失去了行动自由;前者只要求相对的信任,不妨碍相互之间的适当防范,双方保持着理性的关系,后者要求的团结、合作和信任是绝对的,毫无保留的,因而必须用严厉的强制性措施以保证这种绝对性。

  基于家族观念的结会树党,必然是一种有着强烈排他性的团体。在家族主义观念中,人们根据同自己的亲疏关系,把人的世界分为内部人和外部人,对内和对外分别采用两套完全不同的待人规则。对内部,对自己人,强调互相帮助,利益共享,不分彼此,亲密无间,纪律严明;对外部人,对陌生人,则会为了自身利益不问青红皂白以强凌弱,以小欺大,利益之争也常常导致家族之间的流血械斗。

  帮会组织都灌输“在帮的都是一家人”的观念,而且在会党内部常常实行某种形式的共产供给制,有饭大家吃,有钱大家用。当一些人以为中国文化是以集体主义为内核,区别于以个人主义为内核的西方文化时,他们错误的在家族主义与集体主义之间画上了等号。洪秀全的拜上帝会在金田起义之前,就实行了“将一切所有缴纳于公库,全体衣食由公款开支”的共产制。眼前具体的物质诱惑和“有官同做,有马同骑”的物质理想,使秘密结拜组织对处于社会边缘的人们有很大而且持久的吸引力。

  会党的财富并不来自于生产,而是来自抢劫掠夺,致使会党成员间的互助包含了很强的暴力色彩。卑微地生活在社会底层的现实,使他们在由官方主导的社会秩序中毫不受人重视,无权无势,而歃血立盟给了他们团结一致的力量感,这种力量感是他们在加入组织前所没有的,促使他们在从事抢劫、侵夺等暴力犯罪时更为大胆,更加放纵不羁,甚至共同抗击官府。

  对于秘密社团的组织和行为特点,研究者杰弗里·亚历山大在其一篇论述市民社会的论文中指出,秘密社团不会建立开放和信任的关系,而是对他人疑心重重。他们会遵从秘密社团中的权威,但对他们的小群体之外的人,他们的行为方式是贪婪和自利,并将他们群体外面的人视为敌人。他们建立的内部制度强调粗暴强力而不是法律,强调等级而不是平等,是排他性的而不是包容的,促进的是个人化的忠诚而不是非个人化的责任。

  家长制便是秘密会党组织的当然体制。为建立上对下的绝对权威,它形成了一套严密的组织结构和权力机构,组织内论列辈分,实行严格的帮规帮纪。

  原不过是一些“好事争奇”的无赖少年,后来却在100多年的时间里给大清王朝带来无尽的麻烦,这完全是清政府不曾想到的,因为政府从很早开始就对会党采取极力绞杀的残酷政策,不但下决心要清除秘密组织,连结会“恶习”也要严加根除,以绝后患。但这适得其反。据加拿大研究者王大为得出的研究结论,正是统治者镇压查拿,使得18世纪专事互助和犯罪活动的结拜组织,转而成为19世纪立志反满的秘密会党,是清政府自己给自己制造了一支它无法扑灭的反对力量,直到王朝覆灭。绞杀者最后被绞杀。

  早期会党虽然由于其互助性质还没有惊动朝廷,但会党分子经常不法滋事,扰乱社会治安,挑战正统社会秩序,已使地方官感到有加以整治的必要了,如17世纪80年代,台湾诸罗知县就发布了严禁结拜的告示:“近今以来,(结拜)竟为恶俗,二三少年无赖,好事争奇,动辄焚香酹酒,称哥呼弟,求其贵贱相亡,贫富相恤,忧乐相共,存亡相顾,绝不概见,甚至一言不合,即相仇杀。”该官员进一步分析原因认为,这些人本来只是出于好名好势之心聚集一起,一旦发生利害冲突就会翻脸,甚至大打出手。

  中国历朝政府都是禁止民间结社的,它习惯性地把一切不在自己掌控之内的活动均视为对现有政治社会秩序的威胁,因而是需要坚决取缔的非法组织。顺治初年的刑律中就规定:“凡异姓人结拜兄弟者,鞭一百。”不久后又作了修改:“凡歃血为盟誓,焚表结拜弟兄者,著即正法。”异姓结拜均以“谋叛”罪论处。仅仅是一种叫魂的巫术,就导致了乾隆盛世的一场全国性清剿异端的行动,僧人和乞丐成为重点打击和专政对象,孔飞力在其《叫魂》的专著中,为我们展示了清政府1768中国妖术大恐慌的来龙去脉。按《大清律例》,“凡造谶纬妖书妖言及传用惑众者,皆斩监候”,该条款后又改为“斩立决”。在统治者看来,这些术士(尽管只是僧人、乞丐)具有“煽惑”人民叛乱的可能和图谋,政府的打击目标继而扩大到所有未经官方许可的祭祀活动。

  台湾天地会成员林爽文发起的反叛席卷了整个台湾,招来了清政府此后对会党的严酷镇压。这次事变并非是一次有预谋、有组织的叛乱,而是一起被动地、仓促应对事态变化的突发性事件。就像历史上反复出现的情况一样,某一很不起眼的小事引起了一次巨大历史事变。煽起林爽文起事的那只蝴蝶,竟是一个普通农户的家庭冲突。诸罗县的杨文麟对两个儿子(一是收养的杨光勋,一是亲生的杨妈世)厚此薄彼,致使杨光勋心怀怨恨,他于是纠伙组织“添弟会”积蓄力量,接着杨妈世也组织“雷公会”相对抗。很快地方当局就知道了这事,于是派兵捉拿,一些案犯逃逸到林文爽的村里,林于是也成为官兵捉拿的对象,官逼民反的传统大戏就此拉开了序幕,起义军发布告示称:“今据台湾皆贪官污吏,扰害生灵,本帅不忍不诛,以救吾民,特兴义兵,当天盟誓,不仁不义,亡于万刀之下。”

  清政府在镇压了林爽闻起义后,开始了大规模的高压清算,四处搜捕天地会成员,从台湾到大陆东南沿海全面追查,几乎到了滥捕滥杀的地步。许多人被处以极刑。天地会成员躲避追杀的过程,也是天地会向外流传的过程。天地会越出其原有的活动范围——台湾、闽南、粤北一带,朝广西、江西、湖南、以及云贵一带扩展,一个原本地方性组织进而成为全国性组织。天地会以外的会党组织也蓬勃发展起来。除了继续武装劫掠,秘密会党活动已经表现出强烈的政治倾向。嘉庆初年,天地会的盟书、诗歌中出现反清复明的内容,如“转换江山归汉室,明臣公侯李朱洪”,“扶明绝清登龙位,同心协力讨江山”。在反清复明的口号下,会党从此“专务攘除胡貉”(章太炎语)。

   林爽闻起义是会党发展史中的一个重要转折,从一个经济性和互助性组织趋向军事化反叛。

  会党成员称羡梁山好汉的威风,千军万马的气概,宋江的仁义。会党把自己的反叛赋予一种浪漫的英雄主义色彩,如洪门子弟在一首诗中这样描写自己:“单刀认洪英(洪英,传说中的天地会始祖——引用者),双刀复大明。相逢不下马,各自奔前程。”从事反清活动要求它更有隐秘性和组织性,以强化军事力量。天地会、三合会采取分房、分省、分部、但各个山堂又独立行事的组织方法,形成既相互联结、便于协调又彼此独立的内部指挥系统。1831年,湖广道的一位官员在奏折中这样写到会党:“其尤可虑者,闻匪徒纠结多年,勾连凡五六省,名曰三合会,人数不可计其极。其党分为五房,福建为长房,广东为二房,云南为三房,湖广为四房,浙江为五房。每房各有头目,以五色分为旗帜……万一蠢动,一呼百和,六省声气相连,其患不浅。”

  在太平天国起义前夕,天地会为主的秘密会党组织在两广、湖南等地四处蔓延,“数百为群,公然白昼结拜”,“拜台结党……几于无地无之,无时无之”。由于会党势力很大,处处都有,以致不愿意入会的人或慑于压力,或寻求保护,而不得不加入组织。以秘密会社为中心的农民起义频繁发动,有的已经有了相当大的规模,如1847年湖南新宁雷再浩起义,聚集了数千之众,反叛队伍实行五营五旗的军事编制。洪秀全的拜上帝会中心活动区金田紫金山地区的四周广大范围内,会党起义此起彼伏,有广西天地会连连起义,有与广西相连的湖南西南部接连发生的起义,使清政府应接不暇。在太平天国进军湖南、南京的途中,会党分子大量涌入太平军,使洪杨的队伍迅速得以扩大规模。在太平天国期间,秘密会党在两广的反清活动更是达到了高潮。

  洪杨的太平天国被灭之后,会党成为反清的主要力量,它越来越把自己看成是一种政治力量,因而会党的内部管理也趋于严格,比如哥老会就规定严禁窃攘,不害良民,“惟袭劫不义之豪富,与铲除不义之官吏”。会党的与历代农民起义相比,却清代统治者面对的会党要难对付得多。扑灭一次起义往往不难,但要扑灭会党却已不可能。会党不是一个组织,而是一种组织形式,一种武装组织形式,作为反正统社会的力量,它与政府的正统力量能够分庭抗礼,以致朝廷“剿之而不畏,抚之而无术”(曾国藩语)。

  会党从劫掠到夺权和革命的身份转换,是在太平天国和辛亥革命时期完成的。  

  洪秀全出生于广东花县,在第三次参加最低一级的科举考试失败后精神几乎崩溃,经历了一次奇异的、浑浑噩噩的精神幻觉,病情好转之后,他说自己梦见了上帝,在幻觉的启示下皈依了基督教,并在1844年与其好友同时也是远亲的冯云山去广西山区农村传教,在那里他们创立了秘密结社——拜上帝会。此时的广西山区不但反清的天地会(三合会)十分活跃,各种武装团体的暴力活动也盛行一时;两广、湖南等地以秘密组织为中心的反政府斗争进入高潮,1836年到1855年的20年间,这些地区的反清起事达1200多次。洪秀全的拜上帝会借用了西方“上帝”的名称,但其实质仍是中国的,它采用会党的组织方式,并走向了军事化的道路。拜上帝会的另外几名广西当地的领袖,也都出身低微,已经表现出了勇气和很强的权欲。后来被封为东王的杨秀清是一名烧炭工,从小就成了孤儿,长期的营养不良造成他身材矮小,脸色清白,胡须发黄,但性格倔强,瘦小的躯体内蕴藏着巨大的能量,以致于缺少与之相匹配的胸怀。

  造反者或革命者号召和鼓动人民不外乎,其一,用眼前的物质利益吸引他们,其二,向他们许诺美好的长远目标。太平军在起事之初就公布了对穷人十分有吸引力的“均产制度”,如清朝官员报告的那样,到处张贴告示,“以’薄赋税、均贫富’二语煽惑愚民”。《天朝田亩制度》更是为民众描绘出了一幅幸福的共产远景图画:“有田同耕,有饭同食,有衣同穿,有钱同使,无处不均匀,无人不保暖。”

  革命者通常还要为社会建立新的道德标准。为了表明新政权比它要推翻的那个社会更优越,随着新社会的降临,人民将奉行严格的道德生活。太平军既然发布檄文历数满人种种淫秽龌龊之事,决心解民于倒悬,那么这个现世的天国就理应成为道德生活的样板。它在南京城推行的清规戒律具有浓郁的禁欲主义特色,不准抽烟饮酒,严禁吸食鸦片,对两性实行隔离。

  当然,上层人物完全可以不受这些制度的约束,这也是他们的重要特权之一。他们制定的制度仅仅是用来管理被管理者的。太平天国的高级文武官员无不生活奢华,且都是多位妻妾,并且按等级分配:“天王定诏东西王各娶十一人,南王至豫王六人,高级官三人,中级二人。”拥有女色,在中国历来都是被当作特权和财富的标志。

  暴得大权的拜上帝会领袖由造反者成为最高统治集团,很快就学会了统治者的各种享受方式,学会了显示威仪的礼仪,还复制了王朝的等级制度和君主世袭制度。下层社会出身的人们不但显示出极为娴熟的弄权天赋,杨秀清更是其中的佼佼者,而且轻而易举就掌握了上层社会的生活方式。

  过上上层社会的生活,是造反者追求的终极目标。“扶回大明江山,共享荣华乐太平”,“他朝我主登龙位,洪英齐唱乐荣华”这一类的诗句,在有关会党的资料中常常可见。辛亥革命时,长沙光复后洪江会的“龙头老大”焦达峰担任了湖南军政府的都督,会党成员认为“焦大哥做了都督,今天是我们洪家的天下了”,要求改善会众的社会地位和物质生活。

  由物质利益联结、暴力反抗既存秩序、仿效家族关系建立系起来的会党组织与来自西方的政党在20世纪初相遇,是一个影响深远的历史事件。会党活动的主要区域在南方这一事实,决定了南方成为自太平天国以来中国近代革命的中心位置。孙中山为首的兴中会在广东,黄兴为首的华中会在湖南,陶成章等人为首的光复会在浙江,广泛联络会党举行反清起义,最终推翻中国几千年的帝制;国民党从南方挥师北阀,统一全国;共产党在南方建党,并创立它最初的权力根据地。

  辛亥革命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由知识分子领导的推翻现政权的尝试,并取得了成功。其实,知识分子还不能很好概括他们的特殊性,这个团体的主要领导人不仅仅是知识分子,更是一批向往西方自由民主制度的知识分子。西方制度使中国第一次有可能在王朝循环之外找到另外的制度出路;同时他们还是真诚的爱国志士,有可贵的自律精神,一个特殊的历史机缘把他们集中推倒了历史前台,使其领导的辛亥革命保持了精神高度,走出“打天下,坐江山”的历史轮回,民主政治的曙光得以在这片黑暗的大陆边缘耀眼地闪烁。

  政党是西方的产物,它是指“一个在选举系统中表达全面的问题并提出候选人的集团”。尽管对它的定义会有不同,但它的基本性质却是清楚的,它不同于武力集团,它是观点的联合,它通过说服和观点的竞争争夺选票,从而获取执政的资格;它也不同于宗派组织,宗派集团是为了个人利益而结成的派别,政党是服务于集体的福祉,虽然政党的成员和政客不是利他主义者,政党也存在自私和无耻的动机,但作为组织它有约束利己主义的程序和制度,并保持约束机制运作良好。这套程序就是民主制度。梁簌溟认为,民主制度是一种进步的团体生活,团体尊重个人自由,并以团体公事付之公决。

  西方政党的上述基本特点,在中国的家族式团体——会党中是根本不存在的。从目的上看,它不是以社会整体福祉、而是以本团体利益为根本指针。从起源上看,两者也大相径庭。会党从底层社会中崛起,西方政党则从一开始就是肇始于议会和上层统治者之中,作为“陛下的反对党”出现的。英国的托利党和辉格党是英国议会中的两个派别,美国最早的政党是在这个国家的开国元勋中形成的——以汉密尔顿为首的联邦党人同以杰弗逊、麦迪逊为首的共和党人之间的对立。政党的这一产生背景决定性地确立了它的一些显著特点,首先,政党是观点和意见的分野;第二,做忠诚的反对党,始终诉诸和平手段处理分歧;第三,公开和自由辩论,使政党组织朝着有利于国家利益的健康方向发展;第四,政党谋求执政权,不谋求财富;第五,有规则意识,政党并根据规则从事政治活动;第六,党的成员可以自由进出,因为这对组织的其他成员不会产生根本性的损害。

  1912年,刚刚从专制下解放出来的中国人表现了对政治的极大热情,政治组织一时非常活跃,中国政治正在经历“毁党造党”的脱胎换骨,大量的和平政党组织纷纷成立,“民国成立,望治方殷,海内士夫,咸思组织党社,以为促进共和、改良政治之地”。以争取选票为目的的选举政治和两党体制获得了当时政治精英们——革命党人、立宪派以及旧官员——的广泛认同。老牌政论家梁启超认识到,“欲行完全政党政治,必以国中两大政党对峙为前提。”年轻的国民党领袖宋教仁对政党政治的认识也十分到位,1913年2月的一次演讲中他说:“我们要停止一切运动,来专注于选举运动。选举的竞争是公开的。我们要在国会里头获得过半数以上的议席,进而在朝,就可以组成一党的责任内阁;退而在野,也可以严密的监督政府,使它有所惮而不敢妄为。”他认识到,只有造成大党对峙的局面才符合共和立宪原则,公开的和平竞争选票是民主政治的生命,忠诚的反对派是政党政治存在的条件。在同袁世凯作斗争的过程中,他的目的不是推翻袁世凯,而是要限制袁世凯的权力。宋教仁领导的国民党大获全胜,它得到了国会的392个议席,成为国会第一大党。

  但这场西方政治的实验在袁世凯暗杀宋教仁、决心用武力消灭国民党以后很快就终结了。

  反袁的“二次革命”失败对革命党人以极大地打击,孙中山总结失败的教训是“同党人心涣散”,为此他决心重新组党,使之绝对服从于他一人的领导。作为保证,他采用了会党的盟誓方式,要求党员入党不仅要宣誓,还要在誓词上按下手印,表示绝不反悔。其誓词的内容有着鲜明而浓厚的会党特色:

  “立誓人某某,为救中国危亡,拯生民痛苦,愿牺牲一己之生命、自由、权利,服从孙先生,再举革命,务达民权、民生两主义。并创制五权宪法,使政治修明,民生乐利。措国基于巩固,维世界之和平。特掏诚谨誓如左:(一)实行宗旨;(二)服从命令;(三)终于职守;(四)严守秘密;(五)誓共生死。从兹,永守此约,至死不渝。如有二心,甘受极刑。”

  孙中山采用家长制的管理办法来解决党内意见分歧、难以形成统一意志的问题。这一做法完全背离了黄兴所恪守的民主原则,导致两位革命领袖分手。孙中山所具有的常人难以比拟的可贵人格表现在,袁世凯一死、帝制取消、名义上恢复共和之后,孙中山以为中华革命党的目的已达,不但马上放弃了家长做法,而且效仿华盛顿当年的做法,解散了党军——中华革命军,也停止了党务活动,为的是再造共和,而他本人则继续完成自己原来修筑铁路的愿望。

  但中国的政治轨道已不可能回到1912年,这时的中国已搭起了军事角逐的大舞台,各种势力在积极寻找自己的位置,建立自己的地盘;就连北方的苏俄也乘机插手中国事物,派代表进入中国积极联络,打算在这个混乱的国家建立自己的桥头堡,为今后对中国施加影响打下基础。实际上,自从袁世凯武力镇压国民党后,中国的政党就已经变味。1924年出版的谢彬著的《民国政党史》这样评论当时的政党组织:

  “自民国初元迄今,政党之产生,举其著者,亦以十数,其真能以国家为前提,不藐视法令若弁髦,不汲汲图扩私人权利者,能有几何?而聚徒党,广声气,恃党援,行倾轧排挤之惯技,以国家为孤注者,所在多有。且争之不胜,倒行逆施,调和无人,致愈激烈而愈偏宕。……当政党之结合,初不以政见也,或臭味相投,会意气相孚,质言之,感情的结合而已,然此犹其上焉者也。其下焉者权势的结合而已,金钱的结合而已。”

  孙中山在1919年将中华革命党改组为中国国民党,明确提出它将是一个将致力于军事的政党。在苏俄的影响下,中国国民党组建了党的军队,孙中山还把党的建国任务分为军政、训政、宪政三个阶段,第一、二阶段实行以党治国,并在党的领导下完成宪政,最后还权于民,民主共和乃成。

  孙中山一手打造了军事化的政党,它有着西方政党的外表,但流淌中国会党的血液。

  孙中山在兴中会、同盟会时期就一直致力于军事斗争,但党建立自己的武装,与利用会党武装进行军事斗争已经有了根本区别。同盟会始终都是一个政治组织,不是军事组织。党和军队的一体化将造成党对武力的依赖,并使党蜕化为一个依靠武力维持的排他性的、危险的利益集团。孙中山在随后一系列的反复失败面前,终于改变了政党政治的初衷。民初以来的社会乱象告诉他,军队才是权力的基础。一个人在经历多次失败之后而不改初衷,在现实中是很少见的,甘地是其中之一。孙中山作为对现实的回应,调整了自己的行为,一方面他从自己熟悉的会党组织中获取经验,一方面也从陌生但诱人的苏俄党国体制中吸收经验,把转败为胜的希望寄托在建立一支党的军队上,于是创办黄埔军校,作为党军的基础。

  中国国民党军事化政党和苏俄的政党军事化还是不同的,前者更多地源自于本土会党和本土经验。布尔什维克是在夺取政权之后的国内战争中才建立起党的军队的,革命时期它并没有自己的武装,它发动工人造沙皇的反。1917年前的列宁在欧洲忙于办报,研究和创建理论,写小册子,出版著作;斯大林的革命经历,则是反反复复地重复“监狱-流放-逃走”的生活轨迹。他在一次为党筹集活动经费而实施的抢劫行动中被抓获的,此后,他不断逃脱,又不断被捕。沙皇政府对待其“掘墓人”有着令斯大林难以理解的宽容,以致于被捕的革命者只要想逃就都可以成功逃脱。1917年二月革命推翻沙皇政府,跟布尔什维克没有什么关系,而它也不过只是一个区区4万人的小党,但它在列宁的领导下抓住了无政府状态下的混乱机会,急速地扩大党员人数,成功地利用和迎合工人、士兵的激进要求,发动士兵和工人近卫军用武力从温和的立宪民主派组成的临时政府手里夺过了国家领导权。布尔什维克在掌权后才组建了隶属于自己的军队,即红军,从此军队成为维护党的利益的强大工具。

  苏俄经验与中国的传统制度实现了对接。布尔什维克的集中制同中国的家长制对接,苏俄的党国体制则与中国的皇权-官僚体制颇为吻合,皇权用自己的官僚队伍完成对社会的控制,党国体制则是用党的官员完成对社会的控制。1924年,国民党仿照俄共体制建立了党务组织系统,1928年国民党掌握全国政权后,其党务组织系统与行政组织系统双轨并进。中央党部之下依次设立省党部、县党部、区党部和区分部,分别与省、县、区、乡等行政系统相对应,形成一种双重控制体系。

  军事化政党实质上就是一个武装集团,夺权是它的根本目的。虽号政党,但它的军事属性多于它的政治属性,它以军事力量为依托获得发展和壮大,它的整个活动是围绕军事活动展开的。军事化政党与中国传统的造反夺权组织已没有什么不同。更确切地说,是中国传统的军事造反现在采取了政党的组织形式,这一新的组织形式的早期形态便是会党组织,区别在于会党缺乏政党所具有的明确的政权意识,政党的组织意识也比会党强烈得多。在惨烈的军事斗争中,政党的组织化程度会变得更高,更强,因为军事行动需要一个纪律严明的、内部团结的、强大的政党。不顾流血、以命相搏的争夺,这种自然形成的歃血之盟,结成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的团体,它没有象征性的滴血饮酒的结拜仪式,但却有更紧密的利益联结。

  以政党面孔出现的追求权力和利益的集团在掌握了国家政权后建立党国体制,即把国家作为本党的私有财产,是十分自然的结局,党天下成为王朝时代家天下的仿制品。

  要而言之,受家族主义观念支配的会党组织对中国政党的影响表现在各个方面,有组织方式上的,也有活动方式上的,也有思想意识上的。显然,会党在中国近代政治舞台上的作用极其影响长期以来没有引起足够重视。而近年中国学术界对会党的兴趣,又不由自主地围着当前现实的政治需要打转,把会党与当今社会的黑社会、甚至所谓“邪教”联系起来。

  在清朝中晚期,会党实际上成为下层社会的一种结构,它对人们行为和思想产生的影响,无论是广度还是深度都不容低估;更重要的是,在中国,处于底层社会的人们同社会上层的人们虽然物质生活条件差异很大,但他们的精神世界鲜有不同。他们都是同一传统的产物。当20世纪初西方的政党形式出现在中国时,正值会党达于鼎盛阶段,它对中国政党的形成产生了重大影响,并通过对政党的影响进而影响到整个政治进程。

  组织方式上,处于社会边缘的会党由于其反现存秩序的性质,实行秘密结社,具有强烈的排他性,并由劫掠财物的抢夺性组织,逐步发展为以夺权为目标的军事集团。中国的政党同样是从社会边缘发展起来反对现存社会的组织,一开始也是以秘密组织的方式从事活动,与会党一样具有很强的排他性,结果成为建立在利益基础上的暴力团体,与抛开了财富动机、寻求政治观点的一致性、讲求规则的西方政党已完全迥异。

  西方对近现代以来的中国的影响更多是停留在表面上,物质世界已经西化了,但精神世界依然是历史上的中国。中国对西方的精神采取拒斥的态度。在遇到西方传输进来的物质之外的事物时,它都经过了中国化处理,首先是找到一件中国固有的对应物,也就是“体”,接着将西方事物植入到中国的“体”内,它作为“用”寄居下来,就像政党植入到会党中,集体主义植入到家族主义中,暴力革命也植入到农民造反中,革命便植入到改朝换代中。

  国民党终于还权于民,从一个依靠军队建立起来的垄断利益集团,变成一个依靠选票获取执政权的、服务于社会整体利益的正常政党,在蒋家掌权的第二代完成了,这既是国民党,也是蒋氏家族对革命先辈孙中山的交代,对历史的交代,对人民的交代。作为一个曾经统治中国、后来又统治台湾的家族,蒋氏家族与中国历史上一切统治家族划出了分界线:主动让出权力,以和平的方式实现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从专制到民主的顺利转型。

主要参考书目

蔡少卿:《中国近代会党史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

王大为:《兄弟结拜与秘密会党》,商务印书馆,2009年。

秦宝琦:《中国秘密社会新论》,福建人民出版社,2006年。

濮文起、刘燕远编:《中国会党史料集成》第二、三册,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费正清、费维恺:《剑桥中华民国史1912-1949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孔飞力:《叫魂》,上海三联书屋,1999年。

塞缪尔.亨廷顿:《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现代西方学术文库,1992年。

G.萨托利:《政党与政党体制》,商务印书馆,2006年。

谢彬:《民国政党史》,中华书局,200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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